2026年9月8日，题为“气候变化：超越1.5°C——我们还有希望吗？”（Climate Change Beyond 1.5°C: Do We Still Have Hope?）的公开讲座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讲座由思汇政策研究所（Civic Exchange）、香港中文大学环境、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EES）及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气候变化博物馆联合主办，何鸿毅家族香港基金赞助，是2026年香港绿色周的卫星活动之一。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AR6）第二工作组前联合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限制过冲》（Limiting Overshoot）报告核心团队成员黛博拉·罗伯茨（Debra Roberts）教授发表主题演讲；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外务）姜里文教授致欢迎辞；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娴女士致开幕辞；中大地球及环境科学系副系主任（教育）戴沛权教授作学术回应。政府代表、气候专家、学者与学生共聚一堂。
“过冲、达峰、回落”：气候治理的新框架
UNEP于9月2日发布的旗舰报告《限制过冲：应对超越1.5°C限制及重回安全水平的政策路径》首次公开承认：全球升温在未来几年内跨越1.5°C临界点已“不可避免”，全球政策必须转向“过冲、达峰、回落（Overshoot, Peak, and Decline）”的战略路径。作为报告核心成员，Roberts教授在演讲中系统阐述了这份报告的科学基础。
她指出，2026年7月全球平均气温已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高出1.43°C——“这不是预测，这是已经发生的事。”若延续过去30年的趋势，全球升温将于2029年2月正式跨过1.5°C阈值。对应1.5°C目标、50%概率的剩余碳预算目前仅剩约1300亿吨CO₂，按全球当前每年约400亿吨的排放速度，只够支撑3.25年。
“即使全球明天立刻停止所有排放，已排放的CO₂仍会持续作用数十年，这是气候系统的惯性。”她说。超标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路径，可分为四个阶段：超越期（升温越过1.5°C并向峰值上升）、平台期（升温达到峰值并维持）、下降期（深度脱碳至净零、CO₂净负排放及碳移除规模化部署）、稳定期（升温回落至1.5°C或以下）。她特别强调，在最乐观情景下（各国国家自主贡献全部实施、长期净零承诺兑现），峰值也约为1.8°C（范围1.7–2.2°C）——这是1.5°C与2°C之间的差别。
“每一吨不排放的CO₂，都决定了峰值的高度。每一年延迟峰值，都决定了我们能否回来。”
减排与适应必须并行，正义是气候行动的锚点
Roberts教授引用报告原话：“减缓与适应同样紧迫、相互强化、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以限制超标。”这意味着“先减排、减不下来再适应”的线性思维已经过时：两者必须同时推进，且适应不能再是事件驱动——不能等到台风来了才修堤坝、热浪来了才装冷气——而应是主动、灵活、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长期规划。
她用数字说明“每一分之一度都很重要”：多部门风险暴露从1.5°C到2°C会翻倍，从2°C到3°C再翻倍一次。她还援引报告提出的三大行动准则：历史责任最重者必须行动最有力、最迅速；最受影响者必须成为全球决策与行动的核心；这一代必须行动，不能把责任推给下一代。
碳移除不是万灵丹，部分临界点已不可逆转
对于直接空气捕获、生物质能碳捕获与储存等碳移除（CDR）技术，Roberts教授给出冷静判断：“CDR是必要的，但它不是能解决所有气候问题的万灵丹。”过去十年全球陆基CDR部署规模约为每年20亿吨CO₂；即使扩大到每年100亿吨净负排放（相当于当前全球CO₂排放的四分之一），按气候系统物理特性，升温每10年仅能反转约0.05°C，而当前升温速度约为每10年0.25°C——即在最乐观假设下，也需约50年才能反转当前升温。技术型CDR的现有规模仅为陆基CDR的千分之一。
她同时援引《全球临界点报告2025》指出：除非全球升温尽快降至1.2°C，珊瑚礁将不会以“任何有意义的规模”存续——这被认为是第一个已被跨越的全球性临界点，影响数亿依赖珊瑚礁为生的人。即使升温回落，冰川、亚马逊雨林等部分生态系统的跨越也将是永久的。
演讲还展示了风险量化预估：到2050年，若无有效适应措施，全球粮食将减产最多14%；若升温达到约3°C，全球将损失超过四分之一的冰川；1970年以来，全球小岛国因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GDP损失累计达1530亿美元——而它们的年均GDP总和仅约137亿美元。评估的33个小岛国中，70%的负债/GDP比率已超过40%的可持续阈值。“这些国家对全球排放的历史责任最小，但他们承受的冲击最大。这就是我们说的气候不义。”
香港回响：从全球科学到本地行动
黄淑娴女士在开幕辞中将全球科学信息与香港的减碳及韧性工作相连接，包括《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生物多样性策略及行动计划2035》以及新近发布的《香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设计指引》。她说：“气候行动不只是减碳，我们必须适应并建立韧性。”
戴沛权教授从高密度亚洲城市的视角解读“超标”的含义——极端酷热、强降雨、台风以及不均等的气候影响，并提出香港的四项优先事项：保护脆弱人群免受酷热侵害、防范复合气候风险、以能强化韧性的方式脱碳、让科学变得有用、可参与且公平。“每一分之一度都很重要，超标的每一年都很重要，每一次拖延都会让保护人类、生态系统与生计变得更加困难。”
炉边对话：把“希望”定义为知情的能动性
活动的高潮是Roberts教授与戴沛权教授的对谈，由思汇政策研究所项目主管Kitty Tam主持。学生与现场观众就碳移除、政策制定、社区行动、人工智能，以及“关于气候危机的正面信息是否仍然可信”等问题直接提问。
两位讲者探讨了建筑材料与生态系统在碳移除中的作用，同时提醒规划不当的植树可能造成生态伤害；Roberts教授呼吁城市将自然区域视为关键的气候基础设施，并就生态系统在更热的世界中如何变化提前规划。谈到大模型与人工智能，讲者既承认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也肯定其在改进气候模拟与资源效率上的潜力。
在科学前景严峻的背景下，“希望”意味着什么？两位讲者没有给出廉价的安慰，而是把希望界定为“知情的能动性”（informed agency）——在尚有选择之时行动的能力。Roberts教授直言：“希望不是策略，它做不成任何事。我坚信实干。”Kitty Tam在结语中说：“如果你真的想为世界做一点正面的事，就要坚持做下去，并影响更多人一起做。”
